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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浪屿医疗事业先驱
鼓浪屿主页英文 鼓浪屿医疗事业先驱郁约翰——传教士医生、建筑设计师和木匠 "郁约翰的“鸦片戒毒所"   鼓浪屿救世医院
盖屋顶    弗兰克上校    奠基石    帕特里克曼森先生——热带医学之父    是外科医生还是巫师？   老虎杀手曼森    是先驱还是苏格兰醉汉? 控告外科医生   妇产科先驱林巧稚博士（女士）古代中国外科手术的发明与失传

“我是鼓浪屿的女儿，我常常在梦中回到鼓浪屿的大海边。那海面真辽阔，那海水真蓝，真美。” ——林巧稚

鼓浪屿这个弹丸小岛在现代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热带医学的摇篮”，帕特里克?曼森先生取得了重大的医学发现；小小的鼓浪屿还诞生了“中国现代妇产科之母”林巧稚。

鼓浪屿对医学的贡献始于1842年。那年，鼓浪屿来了两个人——甘明医生和第一个进入厦门的传教士雅俾理。他俩合住于现在的中华路23号一座舒适的旧屋。这对搭档后来搬到寮仔后，之后又搬到竹树脚。在那儿，于1843年开设了一家诊所，就是“赤保医院”的前身（后来成为“救世医院”的附属医院）。

早期在鼓浪屿悬壶济世的传教士包括 J.C. Hepburn (1843-1845) 医生， James Young医生 (英国长老会, 1850-1854), Hirschberg医生 (伦敦差会, 1853-1858), 和 John Carnegie医生（1859-1862）等先驱者。不过，所有人中，我个人最为推崇的是生于荷兰的美国人，归正教的郁约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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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Otte Missionary doctor, architect, and carpenter / 郁约翰——传教士医生、建筑设计师和木匠郁约翰博士不仅创立，而且还设计和建造（有时他亲自动手）了包括鼓浪屿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救世医院”在内的三座医院。郁约翰还倾注大量的业余时间，设计了鼓浪屿岛上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建筑物，红色穹顶的“八卦楼”。

郁约翰从小就想要从事布道，但他患过白喉，伤了嗓子。后来他发现自己虽喜欢神学，却更爱科学。于是他成了传教士兼医生。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尔后在荷兰工作了一年。这让他不仅获得实践经验，还因无私地为当地服务而得到荷兰人民经济上的赞助。

郁约翰和他的妻子Frances Phelps Otte于1888年1月13日抵达厦门，一开始在偏僻、落后的“小溪”村（平和县）从事医疗工作。在那儿，有一座由中国牧师Iap Han-cheng负责的人气兴旺的小教堂。郁约翰其实更喜欢厦门或鼓浪屿，但他却专心做他的工作。

郁约翰设计并参与建设砖结构的两层楼医院。当时他找不到能干的木匠师傅，干脆亲自操刀做家具。起初当地人反对他，但这位精力充沛的传教士医生兼建筑设计师、木匠很快就赢得了民心，而且还得到百姓的经济赞助。郁约翰本来只有微薄的1200美元的建设基金，但中国的达官贵人为他雪中送炭，慷慨解囊，穷人则不吝出力帮工。在荷兰的一次麻疹病流行期间，郁约翰帮助照料过一些孤儿，所以荷兰的Neerbosch小镇也捐资建院。因此，1889年3月5日，在医院的落成仪式上，Iap牧师将医院命名为Neerbosch医院。

医院开业的头一天来了八十名中国病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病人们每天从凌晨2点就开始排队，等候到5点医院开门接诊。郁约翰写道：

“各阶层的人都来：富人，乞丐、清高的学者，官吏大员，还有目不识丁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工……最初的三个月共有1500名病人来医院看病，接受治疗7000次。”

截止至1895年郁约翰休假，医院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两倍，他也累计诊治了50000名门诊病人和2400多名住院病人，并做了1500多例手术。一位来自漳州的中国医生因为郁约翰为他儿子治病而捐献了一台显微镜。一名当地的官员提供了一处鸦片戒毒所。郁约翰说，鸦片是人间最深重的灾孽之一。他写道：

“在李鸿章以下的任何一个明智的中国人都知道，是英国强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这是英国人犯下的弥天大罪。就算倾尽各教派钱柜里所有的钱，也无法代为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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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约翰试图通过逐渐减少鸦片吸入量的办法来减轻上瘾者的痛苦，但这减轻不了痛楚却反而延长了病痛。郁约翰这样记述他们的痛苦：“难以描述……如果我能想像地狱里是如何受煎熬的，那一定就是这情形了。”

从1891年7月到1892年7月，郁约翰治疗了66名隐君子。他写道，即使戒掉毒瘾，他们的余生也将深受种种身体不适的折磨，如消化不良、神经衰弱、肠道问题、体虚、性无能。他们痛苦难忍，以至有些人重吸鸦片来缓解痛苦。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戒毒成功，甚至还带着毒友回来接受戒毒治疗。 Chinese Opium Smokers, photograph from Smith, 1908 Amoymagic.com Guide to Xiamen and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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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e's Opium Refuge” / 郁约翰的“鸦片戒毒所”“开头五天，这些病人被当成疯子一样来对待。他们被锁在屋里，给他们的食物是从带栅栏的窗口递进去的。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把他们留在医院里。”

[五个病人的情况] “第一天一切都好，但第二天他们就变成了胡言乱语的疯子。夜以继日，他们别的不做，只是像野兽般在地上爬滚、嚎叫；他们的房间变得脏乱不堪，当工人进屋打扫时，四条汉子（有此必要）同时看住屋子，以防他们逃走。每当他们看到医师或助理医师，就会跪在地上请求放他们出去，哪怕只给几分钟。当别人劝解时，他们说自己已尽量保持安静了，但是看上去他们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了解到这一点，院方就耐心、友善地对待他们。 ”
“没人看管的时候，他们便为逃脱而使尽浑身解数，终于拧掉了门上的一把进口锁。还好，这事被发现得早。于是，大号的U形铁钉从里面将门扇钉死，再用一面挂锁从门外锁好。但第五天晚上，他们用手指头弄弯了U形铁钉，然后把门打开，从十二英尺高的阳台跳下，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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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Hospital / 鼓浪屿救世医院郁约翰积极、热心地为中国人培训医务人才。他教学严谨，1893年他的第一期毕业班学生中只有三人闯关通过他的严格考试和实践考核。完成课程是很难的，可是排队报名的学生却不绝于庭。郁约翰传医授业的精神至死犹存，1926年，救世医院设立了闽南第一所护士学校。
郁约翰从美国休假返厦后，就着手修建救世医院。与Neerbosch医院一样，他既设计又亲自动手帮工。

起初，郁约翰考虑翻修大英长老会医院。该院盖在归正教的土地上并于1894年关停。可是，翻修费太昂贵了。如果在原址上重挖地基，那花费成本就更吓人了。因此, 郁约翰听从美国总领事的建议，选择了燕尾山河仔下的一块地。

不仅中国人反对郁约翰的Sio-khe医院，鼓浪屿上的外国人也反对。他们担心病人会把疾病带到他们专属的国际社区。

外国人通过各种途径闹到北京和华盛顿，但还是告不倒他，最后郁约翰为了平息众怒，许诺医院将为外国人和中国富豪提供专门的房间。
郁约翰这样描述开办于1898年4月的救世医院:
“救世医院是一座坚固的两层楼砖结构建筑，滨水而立，海水高潮时三面临水。内设有教堂、食堂、厨房、两间仆人房、办公室、药房、透视室、四间学生房、七间病房，共四十五张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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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e Raises the Roof! / 盖屋顶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郁约翰亲自为医院盖屋顶。他写道：“我苦干了两个星期，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不禁畅然欢叫。你该来看我是干活时的样子，我从头到脚沾满了沥青。有一天，我幼小的女儿跟她妈妈来医院，居然说，‘这个人不是我爸爸。’”
“……有时候我手上活儿正好干一半，却被告知有急症候诊。于是我匆忙用煤油洗手，换衣服，出去接诊。想想看吧，这种情况下还得做眼科手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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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te Memorial 在救世医院落成典礼的那天，郁约翰以荷兰女王薇赫明娜的名字为女院立了一块奠基石。因为荷兰的支持者们创立了“中国教会医院建设与维护之荷兰社团” ，并捐献了最初的2518美元建设基金和800美元维护基金中的大部分。
救世医院奉行“先来者先看病”的原则，因此许多病人天没亮就在街上排队，以确保能挂上号——领到一支来之不易的竹签。1900年这一年，郁约翰的两座医院共接待病人10200名，治疗1206名住院者，实行631例手术，拔牙155颗。

这么一个大忙人却还挤出时间来钻研建筑学，实在是难得。不幸的是，他被一个病人传染得病，于1910年去世。约翰的门生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石碑在文革期间被毁，但碑基和碑石现在还在厦门第二医院原肺科的院内，也就是鼓浪屿环岛路原美国领事馆门口。碑文有荷文、英文（难以辨认）、中文和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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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of Otte Memorial
Reverend Johannes Abraham Otte, M.D. 1861-1910 " Born in Holland, educated in America, labored in China. The faithful use of his learning and skills in unwearied service made him a man of far-reaching influence. He left his homeland to give himself to the people of Amoy. Among them he labored with whole-hearted devotion for twenty years,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healing the sick, building three hospitals, and training more than twenty medical students. We honor him as a man of great worth and unbending purpose. To accomplish his purposes, which were large, he gave all his strength in life, he spared not himself, and when he died his body was buried not in his homeland but, as he wished, among the scenes of his labors. This monument is raised by his students in memory of his character and deeds. This stone may crumble, his bones may become dust, but his character and deeds are imperish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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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el Frank Otte 弗兰克上校弗兰克上校是郁约翰的儿子，出生于鼓浪屿，曾服务于陈纳德将军的第14飞行队，利用他们位于桂林的基地，帮助中国抗日。日本人作为报复，在鼓浪屿的诸多建筑物中，对救世医院进行了最丧心病狂地浩劫，凡是他们败逃时带不走的设备，一概砸毁。战后，夏礼文博士重建了这座医院。夏礼文还在复兴路75号建了一座住宅。无巧不成书，1957年，他就任台北马偕纪念医院院长，而我太太苏珊?玛丽则在次年降生于马偕纪念医院。

1949年以后,“救世医院”与“鼓浪屿医院”合并，院部在福建路，原“救世医院”改为“肺科医院”。“鼓浪屿医院”曾改名为“反帝医院”，1971年以后叫“厦门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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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Patrick Manson, Father of Tropical Medicine
帕特里克曼森先生——热带医学之父 对于西洋医生来说，鼓浪屿以“热带医学的摇篮”著称。因为正是在这里，“热带医学之父” 帕特里克?曼森先生 (1844–1922)找到了有助于对付麻疯、疟疾等疾病的办法。而这些疾病在150年前曾使厦门一度成为“白人的坟场”。
曼森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为了学医，他放弃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1866年获得阿伯丁大学的医学学位后，他在中国呆了24个年头。在中国，他不仅对付蚊子，还对付厦门虎（他爱好狩猎）。

Surgeons or Sorcerers? / 是外科医生还是巫师？

在1873年“厦门传教医院”的报告中，帕特里克?曼森记录道，1871年，厦门到处在谣传，说西洋医生开给病人神秘的毒药丸，导致的疾病只有他们才能治。传单和大字报指责西洋医生拿中国人的眼和心去制药，还迷奸中国妇女。如果病人死了，医生就被指责为图谋器官而害人命。如果病人被救活过来，医生则被指责故弄玄虚以标榜其医术不凡。
至少刚开始时，这种工作没人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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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on the Tiger Hunter / 老虎杀手曼森

“那时侯，欧洲人在中国已形成了一个混居的社群，他们在厦门的生活一点也不乏味。那儿有着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而且还不时有体育活动，如赛马或是到附近乡下稻田遍布的区域狩猎水禽。
“再走远些则是荒山野岭，时而可以猎杀到老虎。曼森是从事这些冒险活动最为出色的人，所以他很快便被誉为中国最佳猎手。

“随着他越来越熟悉中国人及其他们的习俗，他渐渐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的工作也开始加重了。

“由于病人不断找他看病，有时候他忙得连睡觉都顾不上了。” Sir Philip Manson-Bahr

当地人开始并不信任这个爱好体育的苏格兰人，因为几百年间，中国人流传着关于外国人吃中国婴儿并拿他们的眼珠子做镜子里衬之类的奇谈，许多人还相信西洋医生的药有毒。

曼森临街开了一间诊所，以便让众人都看清他用的是外科手术刀而不是餐用刀叉。他因此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

西洋医生对热带疾病一无所知，曼森对此感到吃惊。他估计在450名厦门人中有1人是麻疯患者，但西医学里没有任何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他向大英博物馆索要关于蚊子的资料3，6个月之后，人家回信说，他们没有关于蚊子的书，倒是寄来了一本关于蟑螂的书，他们希望这本书能多少帮点忙。

1883年曼森搬到香港时，他发现西洋医生不懂得将伤寒与疟疾相区分，称伤寒为“肠热性疟疾”。英国于1841年刚占领香港时，疟疾几乎消灭掉整整一个团的人数。数年之间，英军有3%人数死于这种可怕的疾病。

西医对于热带疾病无能为力，中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1877年，2%的厦门人口死于霍乱。令曼森失望的是，对于这种疾病，中国医生的传统疗法是用明矾、兴奋剂等材料，采取热敷、洗头和刮痧等手法。不过，曼森发现，有些中医疗法其实是管用的。

中医拿乌鸡肝烘干后制成药丸治好了妇女的贫血病。西医直到1926年才懂得用动物肝脏来治疗恶性贫血。也许是因为中医疗法偶尔的成功激励了这位苏格兰人从事探索，才诞生出现代热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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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 or Drunken Scotsman? / 是先驱还是苏格兰醉汉？在探索中国疾病疗法的过程中，曼森解剖了小到蚊子大到人的尸体（解剖工作是深夜里在坟地进行的。因为中国人忌讳解剖尸体）。然而，那是一种孤独的生活。1877年，这位一时泄气的年轻的先驱者这样写给他一位在伦敦的朋友：

“我住在世界之外，远离图书馆，不知外界正在发生什么。因此我不能确定我的工作价值所在，也许这份工作以前有人做过，甚至干得比我好。”

事实上，曼森的工作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年代，以至于别的医生嘲弄他的研究成果。一名医生说：“曼森的论断像是一位天才的工作成果，但更像是一个远在中国的醉酒的苏格兰医生所说的胡话。众所周知，他们在中国喝威士忌有多么凶。”
曼森是第一个把蚊子和象皮病（1878年）及和疟疾（1894年）联系在一起的人，他还发现只有母蚊子才吸血（公蚊子靠吸取植物的汁液维持生命）。曼森发明了外科新技术和新仪器，至今仍沿用他的名字（他有一件由一位中国当地金属匠精心打造的疗具）。他还帮助将现代的接种疫苗技术引入中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约一千年前道家就曾用接种手段预防天花，古代中国人还几乎开创了外科手术。请参阅本章结尾。）。
曼森医术高超，渐渐声名远扬，病人也就纷沓而至。1871年，也就是曼森在Baptist Missionary医院的第一年，他治疗了1980名病人，第三年他治疗病人4476名。1877年这一年，单单象皮病手术一项他就做了237例。他从61例手术中切除的肿瘤达一吨多重，仅有两位病人丧生。他还吃过官司

Suing the Surgeon! / 控告外科医生 有个病人身上赘生的息肉过度增长导致行动不便，出门得靠别人用小板车推着走。他卖柠檬水和花生度日，用一块布铺在他巨大的畸形部位，就能搭成一个桌面。当曼森将他80磅重的瘤子切除掉，使他重又行动自如后，他马上控告曼森，并要求赔偿。他抱怨说，失去了原来畸形部位这张随身桌子，他也就失去了生计！
Sir Philip Manson-Bahr, 《帕特里克?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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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郁约翰，曼森知道，与疾病作斗争就应该通过医学教育培养出更多的白衣战士。他于1886年创立了“香港医学院”，该学院为拥有民国第一任总统孙逸仙这样的校友而自豪。1898年9月，他开设了“伦敦热带医学校”。他不仅遭到过政府的坚决反对，而且颇具讽刺意味地受到医学界的打压。他们可能还在怀疑这一大堆医学见解是一名苏格兰醉汉的酒后狂言。在写成他最畅销的《热带病指南》这本书后，他于1912年退休，到爱尔兰钓鱼消遣。但一战爆发后，他又重返医学。尽管痛风病使他日渐衰弱，他仍坚持从事医学教育，直到192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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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e Dr. Lin Qiaozhi Pioneer Obstetrician and Gynecologist / 妇产科先驱林巧稚博士（女士）
一千多年前，中国妇女因为男神缺乏对处于弱势的女性的同情心，而将男观音改为“慈悲为怀的女神”。如同男神，男医生无法从妇女的特殊需要出发去同情她们。于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妇女终于盼来了林巧稚博士——鼓浪屿女子先驱教育培养出的一位人才。
在林巧稚60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一人接生了50000多名婴儿。她的关爱和奉献赢得了众多男人和女人的心，其中很多人用她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
1901年12月23日，林巧稚出生于鼓浪屿，日光岩路47号是她的故居。也许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是教师，她在学校总是成绩优秀。她说：“如果男生能考100分，那我就要考110分。”

一个夏季里的某天，鼓浪屿女子师范学校的一位老师看到林巧稚在用钩针做编织活，就对她说：“你有这么灵巧的一双手，以后应该当个医生。” 林巧稚一阵脸红，但那句评语却帮她确定了一生的轨迹。

1921年，林巧稚进入教学要求异常严格的、学制八年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4。在那儿，她成绩优异，并被纽约州立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她的同学40％未能毕业）。尽管身为学者用功勤奋，但她平易近人，喜欢和朋友一起唱歌、每晚读英文小说都到凌晨一、二点。

1932年，林巧稚赴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继续深造，次年前往维也纳做医学考察。七年后，她就读于芝加哥医学院。回北京后，她被任命为（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成为中国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医生。
林巧稚终生未婚，但与她的大家庭关系密切。她的哥哥林振明5曾资助她读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她毕业后则出钱供她大哥的四个孩子上燕京大学。解放后，她将福建的亲戚列成通讯录，给他们汇钱，直到她离开人世。

林博士是个优秀教师，也撰写和编辑诸如《家庭卫生顾问》这样的书。她还创下了很多个第一：1955年，她成为中科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1956年，她被任命为中华医学会副会长；1959年她担任北京产科医院院长兼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1978年, 林巧稚成为中国妇联副主席，以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访问西欧四国。在英国，她突发脑溢血，住院半年才回国。

1980年，林巧稚再次脑溢血，于1983年4月22日去世，享年82岁。在北京协和医院，她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成千上万的母亲和婴儿，也间接地奉献给遍布全中国的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和儿童。

2001年，著名的医生和健康专家以及政府领导云集北京纪念林巧稚诞辰100周年。组织者为一尊林巧稚铜像揭幕，并宣布中科院（曾于1995年追授她为院士）设立新的林巧稚妇产科研究中心。李鹏总理题词：“永远怀念杰出的医学家林巧稚”。

在位于漳州路复兴堂过去一点的林巧稚纪念馆，可以了解到更多林博士的生平。这座美丽的花园里有林巧稚的汉白玉大理石塑像以及儿童群雕，建于1984年，即林博士逝世的翌年。展览室则介绍了她的生平事迹。沿着漳州路旁，有一排石书，向众人展示林巧稚的语录，如：
“我一闲下来就会感到寂寞、孤单，生命就会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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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外科手术的发明与失传 / How Ancient China Discovered (and lost!) Surgery (From McGowan, 1913, pp.176-9)

“……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医生对解剖学有所了解。医生如果要对病人动大手术，就意味着将病人推向死亡。（然而）……”
“这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很有趣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位生活在不明年代的著名医生——华佗，他开的药方后来成了每个正规医生都遵循的药典的一部分。他似乎比医学史上其他任何名医更为卓越，因为他显然有雄心，或许还有创立一套治病新疗法的天赋。他显然认为，有时候动刀才能使病人获得重生。”
“有一次，一位将军在一次恶仗中胳膊中了毒箭，病情严重。这位医生（后来几百年被奉为神仙并被雕塑成像供于庙宇）被召来为将军疗伤。他瞥了一眼就知道，除非采取大胆的措施并立即处理伤口，否则将军就会因血液中毒而死。有悖于当时通行的治病常规，他用刀切入伤口，直达骨头，取出箭头，刮掉毒汁，避免毒入肌里。
他给伤口敷上了些止痛膏，将开裂的伤口包扎起来，以便更好地痊愈。
结果这一疗法非常成功，只可惜没能推广普及全中国并开辟医疗新时代。
“不久后，曹操听人说起华佗出神入化的医术，就召他来为自己看病。曹操患的是严重的头疼病，先前为他看过病的医生没有一个能减轻他的病情。华佗对他作了认真仔细的诊断，然后把治疗方案告诉他。”
“‘我发觉’，他说，‘您的真正问题所在，是您的大脑受到侵害，长了瘤子。因此必须将瘤子切除掉，否则您将性命不保。对于这样的病症，’他接着说，‘药物是起不到作用的，所以得做一次手术。您的头颅必须得打开，威胁您生命的瘤子才能得以切除。我想，手术是安全的，您的健康可以顺利地恢复，您还能活很久。
“如果您信得过我，我会尽全力来让您的健康完全恢复。’”

“他话还没说完，曹操的脸色便阴沉了下来，目光如芒，容颜不悦，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你建议剖开我的头颅，是吗？这就足以说明你的目的是要害死我。既然你想让我死，我就先将你处死，让你不能得逞。’说完，他喊来卫兵，命令将华佗拖进牢里。同时他命令站在边上的一位官员，在十天之内以图谋杀官的罪名将华佗斩首。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华佗的温厚和忍耐赢得了狱吏的心，因此狱吏对他照顾入微。在被处死刑的前一天晚上，华佗把自己精心保存的一些资料交给狱吏，说，‘十分感谢最后这几天来你对我的细致关心，你帮我减轻了牢中之苦，我想送你件重要的东西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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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有一样东西可以送你，那就是记录我所有临床病例的手稿。这些，’他边递给狱吏边说，‘会给你的家庭和子子孙孙带来财富和荣耀。这些手稿阐述了我治病所运用的方法。要好好保管，让你的后裔千万别泄漏其中的秘密。只要你的子孙后人对它们忠心不二，他们的家庭乃至后代都不会受贫穷所困。’”

“第二天，这位伟大的医学天才就被一个昏官因一时狐疑而卑鄙地杀害了。他的死令中国外科事业的第一缕曙光黯然无色。在那血淋淋的杀戮之后，中国的男男女女还在继续遭受病痛无尽的折磨，不知还要经历多少个冗长的世纪才能迎来获救的希望。”